1998年4月8日的《中华读书报》转载了《北大往事》一书中李方的回忆录，忆及198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时立志当作家的初衷：“当时我们依然心比天高，觉得未来文豪舍我其谁。于是，在全系新生第一堂大课上，系主任严家炎给我们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开门见山就说：‘进我中文系的，将来不要指望当作家。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而是培养适于文职工作的人才。’”大概远不止一届的北大中文系学子都在迎新会上聆听过系主任的这番训导。严家炎先生的讲法即使算不上北大中文系的办学宗旨和方针，至少也是对近百年系史的一个客观概括与评价。回顾一下现代文学史便很清楚，北大出身的知名作家大都不是从中文系毕业的。胡适虽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并兼过中文系主任，但最初的本行却不是文学。徐志摩、梁实秋主业是西方文学，且先后在英文系任系主任。冯至、废名以及“汉园三诗人”中的卞之琳、李广田进的都是外语系，而第三位“汉园诗人”何其芳则学的是哲学……北大中文系土生土长的名作家差不多是凤毛麟角。直到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之后中文系才颇出了几位作家，如陈建功、黄蓓佳、刘震云、张曼菱等，但恐怕也很难说是中文系培养的结果，构不成严家炎先生前面说法的强有力反证。
然而，尽管北大中文系可能不培养作家，但也并不满足于仅仅培养一般意义上的“适于文职工作的人才”。称北大中文系培养文学研究者或者说培养学者，大体上是不会成问题的。从这一角度上看，出身于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学人却在八、九十年代逐渐酿成一种具有群体性特征的创作倾向，即学者的散文创作。新近问世的“北大未名文丛”收录了任职于北大中文系的诸位教授的散文随笔集，计有乐黛云的《透过历史的烟尘》，金开诚的《燕园岁月》，谢冕的《永远的校园》，孙玉石的《生命之路》，佘树森的《爬坡集》，曹文轩的《追随永恒》，王岳川的《思·言·道》等。此外，在学术界思想界影响较大的学者散文创作还有陈平原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书生意气》、《阅读日本》、《游心与游目》，钱理群的《世纪末的沉思》、《人之患》、《压在心上的坟》，韩毓海的《摩登者说》以及曾就读于北大中文系的赵园的《独语》、《窗下》，葛兆光的《考在涧》，李书磊的《为什么远行》、《重读古典》、《杂览主义》等。一方面上述作品汇入了近些年来学者型散文的总体创作格局，另一方面其作者的北大中文系的共同出身背景又赋予了这些作品以某些相暗通的气质和特征。如果把“作家”的头衔作宽泛化理解，不妨把上述学者看成是北大中文系所培养的“别一种作家”。
之所以称“别一种作家”是因为作者们很少有强烈的作家意识，其职业身份毕竟是学者。因此学者的散文不可避免地带有特殊的职业印记。正如葛兆光在《考在涧》序中自述的那样：“究竟是学了专业，专业成了职业，如今再来写这类文字，所以就不免流露出自己的职业习惯，不像别人那么善于潇洒地信手涂鸦，总是好讲个历史，好谈点学问，不关心风景，也没谈爱情，偶尔谈些社会问题，也不过是书生之见，一讲到经史子集，就更难免学究之气。”所谓“学究之气”的表白自然有几分自谦的意味，但同时也恰好说明了学者的散文区别于纯粹的散文创作的特质及优势所在，是学者对自己的散文创作的一种自我定位。每个作者背后都隐藏着专业的背景，构成着学者散文的知识资源。譬如说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钱理群的创作中捕捉到周氏兄弟的世纪性文化遗产，从陈平原身上感受到他对清末民初思想和学术流脉的熟稔与洞察。而赵园的研究从现代当代向明清之际和魏晋时代的学术转向也不仅是在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是在寻找新的文化背景和知识资源。从她的散文集《独语》中分明可以感受到几个时代的文化气息融成一片，读起来有一种横亘古今的历史苍茫之感。李书磊“重读古典”的系列散文创作恐怕也正基于类似的动机，而不仅仅是借此坚实一下国学的底子。对葛兆光来说，“学究之气”的更深层意味则是对知识者数千年传统血脉的触摸。他的《考在涧》的书名来自于《诗经》：“‘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诗经·卫风》里的这首诗我很喜欢，在幽深宁静山涧中的扣盘声，随声而歌的孤独者，以及他永誓无欺的正直，仿佛是一种象征，从《诗》、《骚》以来，知识者的传统已绵延数千年，精神总是在知识者的文字中倔强地显露着自己的存在，‘以夫子为木铎’这句古话，说的正是这种精神的传承，那么，如今的随笔也罢、杂文也罢、书评也罢、时论也罢，它能是古代深涧考的回声么？它能充当上苍的木铎么？”这段自述可以视为学者们对自我价值的深切体认，“以夫子为木铎”，他们在传承知识和学术的同时，也在承袭着绵延数千载的知识者的精神和传统。
边缘性的姿态是学者的散文所共同表现的文化立场。
这种边缘性的姿态在陈平原那里意味着学人介入社会、现实与政治的独立精神以及对“学在民间”的私学立场的弘扬。而钱理群则把“边缘”确立为“个人定位”：“我把它概括为‘自觉地站在边缘位置，用自己的方式，说（关心）时代的中心话题’。”（《压在心上的坟·自说自话：我的选择》）这是一种从边缘瞩望中心的姿态。边缘位置的“特定价值”在于保证了学者“从容而独立地、不计效果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并因此而消解了因期待过殷而产生的浮躁之气”，同时保证了学者的思考“不带现实功利性与操作性，而是有距离的，更带专业性的，学理性的，更为宏观，也更带根本性的思考”。而对中心的瞩望则使学者“仍然关心与思考社会、人生、政治、国家、民族、世界、人类的大事，即所谓‘时代的中心话题’”。从这一角度考察，学者的散文创作正是使这种“站在边缘言说中心”的立场获得实现的具体途径。九十年代学者型散文的蔚为大观与知识者对自我位置的确认和自觉是密不可分的。而用陈平原那句著名的表述来概括，即“学者的人间情怀”。这一渐成学界普遍共识的表述反映了九十年代学人的双重自觉意识：作为学者的职业意识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意识的自觉。而这句表述的重心则是“人间情怀”的张扬。
正是“人间情怀”赋予了学者的散文以鲜活的现实感和生命力。诚如葛兆光所说：“这时代还不是一个安闲平静的时代，人也还做不到心静如水”，因而，无论是创作“书评、时评”，还是写点“怀旧的散文、批评的杂文”，都使学者们与人间保持着心灵的息息相通。赵园那篇曾感动过不少读者的《灯火》表达的即是对具体的“人间”的感触：“读路翎的作品，我由他那些写灯火的华美文字，读出的是这灵魂的孤独，这灵魂对人间的疏离与依恋——确是既疏离又依恋，因而那总是远方的灯火，一个流浪者的灯火。他依恋而又逃避着那灯火下的世界。灯火是人间，又像是一段旧事，温暖而又凄凉。时在望中的灯火，确证了他的流浪者的身份：他只是在流浪而非弃绝尘世地隐遁。他命定了只能痛苦而又满足地辗转在泥途中。”学者们的散文创作或许也正是以一种“既疏离又依恋”的心态抒写着知识者的“人间情怀”。
李书磊、韩毓海的散文随笔更表现出一种思想者的气质和风范。这种气质和风范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走向成熟的。
两位年轻的学者都经历了八十年代启蒙主义时代的思想解放大潮，并相继在九十年代确立了怀疑主义和文化、历史反思的思想者的姿态。正如钱理群在这段时期集中思考的是“中国知识者‘想’、‘说’、‘写’的困惑”，思考“启蒙者的两难选择”，在启蒙的热情之中又注入了怀疑的精神和清明的理性，从而使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双重气质获得了和谐与互补的可能途径一样，李书磊、韩毓海则在历经少年心性的浮躁和无所适从的焦灼之后，逐渐找到了学者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身份定位并获致了一种沉潜的韧性。这种韧性可以说是一代年轻的学人渴望获得的共性品格。韩毓海为李书磊的散文集《为什么远行》写的书评正从这个角度在为一批学人立传：李书磊一个人默默地在西郊赁屋而居潜心攻读，其西郊的居所多古槐，“夏夜之中，或许也有蚕冰凉地落入树下静坐的人的颈项之上吧，我想那时的他心如古井，而在夜幕里也定然能听得见自己的心音的。”李书磊本人则在《重读古典·自序》中这样描述那段潜读的生活：“两年间我很少说话，只是在窗下读书，读古书。有时候读到感动处特别想与一个人聊聊，但没有人。我于是写成札记。那一天傍晚我走出楼门，发现纷纷扬扬地正飘着大雪。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艾青的一首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雪地里不知为什么我竟泪流满面。”韩毓海在《摩登者说》里也描述过自己在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独自在未名湖畔徘徊，缅怀蔡元培以及西南联大时期北大神奇的历史。尽管当时的他从“幽闭的大园”中体验到一种“极尽繁华后的荒凉”，但这个被《精神的魅力》一书中描述为“青春的故乡和真理的化身”的燕园感召而来的山东少年，仍把他在北大生活的六个年头看成是“最可珍贵的时光”。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怀，既有对北大辉煌历史的眷恋，也有对于回复它往昔的光荣与梦想的热望。或许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在那个夏天像韩毓海这样更深切地感受到个体的命运是怎样与这座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校园捆绑在一起。这或许正体现了他所激赏的一种“担承的英勇”，而正是这种“担承的英勇”构成了年轻思想者的散文创作走向成熟的更重要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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